1864年8月19日，陕西汉中城外，清军将领易佩绅、朱桂秋率部仓促出击，没想到一头撞进太平军设下的包围圈。二十四小时后，湘军丢弃营帐和辎重，退往青石关，伤亡三千余人，阵亡营官七八员。
这场败仗发生时，天京已经失守。清军在东南战场声势正盛，许多人以为太平天国大势已去，陕南不过是战事收尾。偏偏在秦巴山地之间，湘军碰上了一场极其难堪的溃败。
汉中之战并非孤立事件。它的前因，要从一名满洲悍将的阵亡说起。
多隆阿在晚清军中颇有威望，常与湘军猛将鲍超并称“多鲍”。同治元年前后，陕西局势十分复杂，云南、四川一带的武装力量向北活动，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率部西进，陕西本地的回民起义也牵动各地。几股力量交错，关中与陕南都难以安定。
清廷调多隆阿入陕，正是希望用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压住局面。多隆阿所统率的部队以骑兵见长，行动迅速，冲击力强。1863年进入陕西后，他连续攻取大荔、渭南等地，将部分反清武装逼向甘肃东部。
有意思的是，多隆阿的胜利并没有让战场真正平静。相反，各方都清楚，只要这根支柱倒下，陕西的局面就可能重新翻转。
1864年春，多隆阿在围攻周至时亲临前线，指挥部队进攻蓝大顺所部。战斗中，他被枪弹击中头部，伤势严重。5月18日，多隆阿因伤去世。蓝大顺部虽然未必能说是有意“击毙”这位悍将，但这次交战确实直接造成了他的重伤与死亡。
消息传开后，清军在陕西的部署立刻出现变化。多隆阿留下的部队失去主帅，原本受到压制的各路武装重新活跃起来。陈得才抓住机会，率军进入陕南，先后控制安康、汉阴、勉县等地，兵锋逐渐逼近汉中。
汉中不是普通的州县。它北接关中，南通四川，东面又可牵动湖北。一旦汉中失守，清军在西北和西南之间的交通便会受到影响。四川总督骆秉章于是调兵支援，并起用刘蓉主持陕西军政。
刘蓉有才名，也熟悉湘军系统。但援军的问题同样明显：不少将士刚刚参与过围剿石达开的战事，长期胜利使他们对太平军产生了轻视。有人甚至认为，天京既然失守，陈得才不过是困兽之斗。
“敌军就在眼前，不能再等。”前线将领催促出兵。
问题恰恰出在这个“不能等”上。湘军没有充分查明地形和敌情，便向汉中外围的太平军发动攻击。陈得才没有硬接，而是边打边退，故意留下可以追赶的空隙，把湘军一步步引向预设阵地。
湘军一向重视营垒，所谓“结硬寨”，就是依靠坚固营盘消耗对手。只要时间充足，这种打法确实能够稳住阵脚。可是汉中城外山地狭窄，湘军行动展开不易，部队又在追击中拉长了队形，原有的防御优势没有及时形成。
太平军突然从数面压上，湘军前后失去呼应。营垒还没有完全扎稳，突围便成为唯一选择。清军仓促撤退，帐房、军械和辎重纷纷丢弃。刘蓉后来在文书中承认，这样严重的挫败，在湘军近年的战事中并不多见。
三千余人的伤亡，绝不是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所能承受。湘军在长江流域作战时，熟悉水网与城池攻守，又有较稳定的后方补给；到了陕南山地，地形、道路和敌军作战方式都发生变化，过去依赖的经验开始失灵。
陈得才乘胜推进，汉中局势一度十分危险。清军准备重新集结兵力，刘蓉也急调部队，打算凭借兵力优势夺回失地。若双方继续在陕南决战，战局很可能还会扩大。
然而，真正改变局面的消息来自千里之外。天京在1864年7月19日被清军攻破，幼天王洪天贵福出逃。陈得才所部名义上是西征军，长期行动仍与太平天国的核心区域相连。天京覆亡后，继续占据汉中，已经难以达到原先的战略目的。
陈得才没有等待清军完成合围，而是放弃汉中及附近据点，率部向河南、湖北方向转移。湘军随后重新进入汉中，清军也因此保住了陕南的控制权。
表面上看，汉中最终仍回到清军手中；但那座空城掩盖不了8月19日的惨败。多隆阿阵亡，打开了陕南局势的缺口；湘军冒进，又把优势兵力送入险地；陈得才虽在战场上取胜，却因天京陷落而失去了继续经营汉中的条件。
1864年以后，陈得才所部继续转战，最终在安徽一带遭到清军围攻。陈得才兵败服毒自尽，西征军也随之瓦解。汉中城外那场胜利没有改变太平天国的结局，却留下了一个清楚的战场教训：名将阵亡之后，军队失去的不只是指挥者，还可能是整个战区的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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